旷世伟人毛泽东的公文写作艺术（之十五）

文理交融  理深意切

——毛泽东公文的理趣

     公文写作，一般只是叙事、说明，既不论理，也无文采。然而，并非所有公文都是如此。

    有些公文，依照需要与可能，既可以叙之以理，也可以辅之以文采，古今皆如此，盖莫外焉。

    毛泽东同志的有些公文就是这样，既有理论的阐述，又有文采的铺叙，文理交融，理深意切，堪称公文写作园地中的奇葩。

    晋代大文论家陆机在其《文赋》中说：“理扶质以立干。质就是文章的内容主旨，干就是为确立某一基本内容主旨的基本观点和依据。有些公文主旨的确立，是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来扶持的。孔子在当时评论郑子产的公文时曾说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称赞子产的公文有文采。显然，文采的铺叙，是与其社会效用相联系的。    

     由此可见．有些公文不仅不排斥文理的渗透，而且恰恰相反，文理的渗透是必不可少的，倘不如此，就不能发挥公文的社会效用。    

毛泽东同志文理交融的公文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：

一、通过析理与析词，加强理论的深度

    析理，就是对事理的分析。分析，就是解剖事物的矛盾。对于社会科学而言，人的因素参与干扰很大，同一事情，张三说是，李四说非，参与此种情形的评论，就要进行分析，“是”要说出是的道理，“非”要说出非的道理。析理常用的方法有：历史分析、现状分析、对比分析等等。毛泽东同志有很多陈述观点的公文，常伴之以深入的理论分析，例如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中“糟得很”和“好得很”一节，就体现了深入的理论分析，其文曰：

    总而言之，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“糟”字。实在呢，如前所说，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，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。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，不法地主阶级，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，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的墙脚。打翻这个封建势力，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。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，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，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。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。

   这是好得很。完全没有什么“糟”，完全不是什么“糟得很”。“糟得很”，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，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，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，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。

   农民运动这件事，是好还是坏，看法各异。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以“好得很”的立论，做了深入透辟的分析，使持有“糟得很”论调的人，在理论上再无立足之地。

    又如在《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》一文中，毛泽东同志针对蒋介石指责当时进步势力为“反动派”做了如下的分析：

     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“反动派”包围的话。 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“反动派”究系一些什么人物，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“反动派”三字作何解释。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，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：(一)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；(二)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；(三)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；(四)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；(五)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；(六)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。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。蒋氏所说的 “反动派”，不是别的，就是这些势力，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，蒋氏则叫作“反动派”罢了。 

     这是对把进步势力说成是“反动派”的回击，作者抓住“反动派”这一词语，以大量事实说明，给进步力量以“反动派”之称是荒谬的。

    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，目的是肃清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的影响，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步入正轨。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中，反复强调了要端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，要求广大党员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。

   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，他提出了要“有的放矢”和“实事求是”。并对 “有的放矢”和“实事求是”作了精辟的解释，他说：“的”就是中国革命，“矢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“矢”，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“的”。

    这种态度，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“实事”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，“是”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，即规律性，“求”就是我们去研究。 

    毛泽东同志的公文，有不少篇章都有析理与析词，这是一种加深理论认识的语言手段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。尤其是到五十年代以后，这种析理、析词方法的运用，就更加成熟。例如1956年在《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》一文中，谈到进还是退、上马还是下马问题时，文曰： 进还是退，上马还是下马，都要按照辩证法。

     世界上，上马和下马，进和退，总是有的。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?我们走路，不是两脚同时走，总是参差不齐的。第一步，这个脚向前，那个脚在后；第二步，那个脚又向前，这个脚在后。看电影，银幕上的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，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，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。《庄子》的《天下篇》说：“飞鸟之景，未尝动也。”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：又动又不动。净是不动没有，净是动也没有。动是绝对的，静是暂时的，有条件的。

     这段分析进与退、上马与下马的言论，是何等的精辟。在同一文中，当谈到有些人不讲辩证法，片面学习苏联时，又曰：

    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，不分析，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，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。其实，中国的东西也好，外国的东西也好，都是可以分析的，有好的，有不好的。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，有成绩，有缺点。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，总是有两点，有优点，有缺点，不是只有一点。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，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。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。

     中国古人讲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不能只有阴没有阳，或者只有阳没有阴。这是古代的两点论，形而上学是一点论。现在，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。他们片面地看问题，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，一切照搬，不应当搬的也搬了不少。那些搬得不对的，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，也须改过来。

     这段论词，中心观点是批评当时一些同志的片面性，对苏联的东西一切照搬，指出这是不讲辩证法的一种表现。

   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古代文化，不仅了如指掌，而且善于灵活运用，以上两段论述，前者为析词，后者为析理，都很精当。  

二、以理为干，辅之以文

    理是使观点得以确立的骨干、支柱。为了使理更具有说服力、感染力，有时要辅之以相应的文采，从而使文章能够达到文质彬彬、异采纷呈的效果。毛泽东同志的不少公文，则采用了此种手法，既有理的阐述，又有文的铺陈，光彩夺目，堪称典范。

    例如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中，讲到“十四件大事”，其中第七件，谈到破除对菩萨的迷信时，文曰：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，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，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。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：‘引而不发，跃如也。’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，烈女祠、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，别人代庖是不对的。”

     这是“理”的阐述，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道理，作者又以他自己向农民作宣传的经验进一步作了补充。文曰：信八字望走好运，信风水望坟山贯气。今年几个月光景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。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，大家坟山都贯气；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，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?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：“巧得很罗，如今是委员世界呀，你看，屙尿都碰了委员。”的确不错，城里、乡里、工会、农会、国民党、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，确实是委员世界。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?巧得很!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!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!神明吗?那是很可敬的。但是不要农民会，只要关圣帝君、观音大士，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?那些帝君、观音大士们也可怜，敬了几百年，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!现在你们想减租，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，信神呀，还是信农民会？

    这段文字说明，信神，还是信农民会，不能靠说教，而是靠事实。这段文字不是理论的阐述，而是事实的铺叙，是一段非常富有文采的铺叙，是前面“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”这一立论的补充。

    又如在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一文中，谈到红军的大转移，文曰：“这个大转移，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。在转移中，红军本身又有很大削弱。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，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，我们是遭遇到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。这种说法对不对呢?我以为是对的，因为这是事实。但是有人说(例如张国焘)：中央红军失败了。这话对不对呢?不对。

     因为这不是事实。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，不但要看到部分，而且要看到全体。”应该说，这段夹叙夹议的论述很是透彻。但作者为了增强说服力，增加议论的文采，又例举了一个井底蛙故事加以补充，文曰：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：“天有一个井大。”这是不对的，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。如果它说；“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。”这是对的，因为合乎事实。   

     再如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中，批评了主观主义的态度。他们的表现是：“或作讲演，则甲乙丙丁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；或作文章，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，无实事求是之意，有哗众取宠之心。华而不实，脆而不坚。自以为是，老子天下第一，‘钦差大臣’满天飞。”这虽是具体的叙述，但仍是理性的表述。为了使这一理性论述富有文采，作者说：

    有一副对子，是替这种人画像的。那对子说： 墙上芦苇，头重脚轻根底浅； 山间竹笋，嘴尖皮厚腹中空。

    对于有科学态度的人，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人，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，你们看，像不像?

    有了这副对子和这段叙述，就使得前后的议论更加充实，更加多采，更加立体化了。

    仍如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中，给党八股列举了八条罪状，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，言之无物。其中提到“长而空不好，短而空就好吗?也不好。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。”这一立论明确以后，下面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方法，以文辅理，颇有光彩夺目之势，文曰：但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，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，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。或者有人要说：《资本论》不是很长的吗?那又怎么办?这是好办的，看下去就是了。俗话说： “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。”又说 “看菜吃饭，量体裁衣。”

     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，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。这段精彩的论述，其基石有三，一条比喻，两条俗语。有了它们，文采就突现出来了。

    在《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·十一月四日的谈话》中谈到要搞社会主义，可说是以文辅理的典范。文曰：要搞社会主义。“确保私有”是资产阶级观念。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矣哉”。“言不及义”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，不搞社会主义。

    搞农贷，发救济粮，依率计征，依法减免，兴修小型水利，打井开渠，深耕密植，合理施肥，推广新式步犁、水车、喷雾器、农药，等等，这些都是好事。但是不靠社会主义，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，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。这些好事跟总路线、社会主义联系起来，那就不同了，就不是小惠了。必须搞社会主义，使这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。至于“确保私有”，“四大自由”，那更是小惠了，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。

   不靠社会主义，起从小农经济作文章。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，而希望大增产粮食，解决粮食问题，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，那真是“难矣哉”！

     这段话的理和文结合得非带紧密。开头叙理引文，最后以文结理，中间议论风生，侃侃而谈，使文与理完全融到了一起。